您好,歡迎訪問水文化官方網站!

漢武帝與關中水利

        關中地區是中華民族人文始祖軒轅黃帝和神農炎帝的起源地。關中之名,始于戰國時期,一般認為西有散關(大散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取意四關之中(后增東方的潼關和北方的金鎖關兩座)。四方的關隘,再加上陜北高原和秦嶺兩道天然屏障,使關中成為自古以來的兵家必爭之地。古人習慣上將函谷關以西地區稱為“關中”,而將函谷關以東地區稱為“關東”。關中土地肥沃,河流縱橫,氣候溫和。涇、渭、浐、灞、灃、滈、澇、潏諸水環繞,有“八水繞長安”之稱!妒酚洝分蟹Q其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四塞之國”。關中地區不僅是歷史上最早被稱為“天府”的地方,也是歷史上最早被稱為“天府之國”的地方。自西周起,先后有西周、秦、西漢、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0多個王朝在此建都城,王莽、漢獻帝、晉愍帝也在此短期建都,關中作為我國政治中心的歷史超過1100年。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大政治家管仲說過:“善治國者,必先除五害。”“五害”,即水、旱、風霧雹霜、瘟疫、蟲害。“五害之屬,水為最大。”第一次把治水列為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而后,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把水利作為施政的重點,漢武帝也不例外。
        漢武帝劉徹(前156年~前87年),西漢皇帝,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在他的統治下,西漢政權東并朝鮮、南吞百越、西政大宛、北破匈奴,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氣象,也通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中國傳統“大一統”的政治局面打下了基礎。在位期間,他還派遣唐蒙、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政權,派遣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不僅加強了漢朝和我國西北、西南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還為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的開通打下了基礎。在水利方面,他同樣大有作為。
  黃河流域是漢武帝文功武治的活動中心。漢武帝曾頒發詔令,要求各地加強水利建設,充分發揮水利對農業生產的促進作用。據記載,在漢武帝統治的50余年間,先后在關中地區倡建漕渠、龍首渠、六輔渠、白渠和昆明池等大型水利工程。這些工程,不僅為當時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奠定了基礎,也為漢武帝對外的長期作戰提供了堅強的物質保證。既鞏固了京都長安在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地位,也為漢武帝實現其雄才大略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同時,西漢時的長安城不但為封建社會京畿規劃奠定了基礎,亦成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絲綢之路開啟后,中外商賈往來不絕,長安成為東方文明的中心。
  一、倡修漕渠,發展漕運,建立以長安為中心的漕運中樞
        渭河發源于甘肅省渭源縣鳥鼠山,流經甘肅省東部和陜西中部的丘陵地區,進入陜西后沿秦嶺北麓自西向東縱貫關中平原,至陜西潼關注入黃河。西漢初期,渭河中上游地區生態環境遭受破害,水土流失嚴重,“渭水沙多,流有深淺”,河槽淤積變淺,主流彎道接二連三,漕船動輒擱淺,關東糧食物資運至長安舉步維艱。加之,西漢建立大一統王朝后,京都長安人口膨脹,市井繁盛,對漕糧及其他物資的需求量日益增大。民以食為天,“軍無糧不穩,民無糧不安”,縱觀歷史,因糧草供應問題引起的暴動,輕則危害一方,重則改朝換代。開發水利,不僅可以增加畝產,而且通過漕運可以減少糧食周轉的時間和成本。因此,漢武帝詔令沿秦嶺北麓修建一條與渭河平行的專門用于漕糧運輸的人工運河,稱之為“漕渠”。這是漢武帝在關中興建的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
        漢元光末年(前134年~前128年),大司農鄭當時鑒于京城長安對糧食需求的大量增加,對漕運的依賴日益嚴重,向漢武帝建議說:“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并南山(秦嶺)下,至河(黃河)三百余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漢武帝接受了鄭當時的建議,任命鄭當時為開鑿漕渠的總指揮,齊地著名水工徐伯作為總工程師輔佐,調集數萬人眾經過三年時間的艱苦施工,開挖了一條長安至黃河長達150多公里的關中漕渠。至此,漕渠把中原及江南的糧食和貨物源源不斷地運到長安。長安的太倉和甘泉的倉庫都裝滿了糧食,“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正可謂,漕運關東之糧以濟首都萬家之炊。而且漕渠沿岸可以引水灌田,促進了農業生產。因此酈道元在《水經注》中說:“其渠(漕渠)自昆明池南山原東至于河(黃河),且田且漕,大以為便”。
  關中漕渠的開通,使長安城的漕運從“八水”、臨潼、渭南、二華夾漕,經潼關三河口直接與黃河相連,建立了以長安為中心的漕運中樞,為調劑各地盈虛,滿足各方需求,維護封建統治,提供了便利條件。不但節省了漕糧運輸的時間,運輸的費用也大幅減少,同時還極大地滿足了兩岸農業灌溉的需要,上萬頃農田因此受益。這條人工運河一直沿用至唐代,成為京師長安給養運輸的生命線和大動脈。
  有關開漕渠發展航運,《史記·平淮書》中有記載,西漢初期從崤山以東通過黃河向關中的漕運量不很大,文帝之前“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漢武帝時,已增至400萬石,最多時曾達600萬石,即“山東漕益發六百萬石”。從《漢書·溝洫志》的記述中,也可以看出西漢時的漕運盛況。成帝時,有一次黃河發生決口,為此曾“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這500艘不會是當時黃河下游全部漕船的數量,可見西漢時黃河流域漕運的繁榮景象。
  此外,為確保漕運暢通,漢武帝時期不僅設置有專門的漕運管理機構,而且還針對漕運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制定了一些具體的制度和管理措施。比如,西漢時期為漕運設立了專門的官職——護漕都尉,而且實現了制度化。
  關中漕渠的建成,不僅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標志,也是黃河流域漕運繁榮發展的標志。在黃河漕運開發史上,正是由于人工運河的出現,才使得黃河的開發利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同時為流域經濟社會繁榮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鑿渠灌溉,奠定關中成為當時全國著名經濟區基礎
        (一)鑿修龍首渠
  關中作為西漢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聚集著大量人口,漢武帝一方面靠漕運滿足首都的糧食供應,另一方面還非常重視農田水利建設,發展灌溉農業生產。漕渠建成數年后,大約在漢武帝元朔至元狩年間(前128年~117年)漢武帝又采納莊熊羆的建議,發動軍卒上萬人開始鑿修龍首渠,歷時十五年渠成。該工程是從黃河右岸支流洛河上游開渠引水,灌溉臨晉(今陜西大荔縣)一帶的四萬多公頃鹽堿地。該渠道穿山時最初曾采用開挖明渠的辦法,但由于山高四十余丈,均為黃土覆蓋,開挖深渠易塌方,于是采用井渠施工法!妒酚·河渠書》記載當時井渠施工法的技術要領是:“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余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在商顏山(今黃土覆蓋的古原鐵鐮山)西段開鑿引水隧洞,即渠道沿線鑿井,井下相通行水,亦稱井渠。目的在于能實現自流灌溉,而且分段施工,可以降低施工難度。這段穿商顏山的地下渠道長達5千米,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條地下渠道,在當時世界水利史上也是一個偉大創舉。由于在龍首渠施工開挖過程中掘出了恐龍化石,因而將此渠道稱作“龍首渠”。
        龍首渠的建成,使重泉(今陜西蒲城東南20千米)以東臨晉(今陜西大荔縣)一帶的四萬余公頃的鹽堿地得到灌溉,并使其變成“畝產十石(1石等于10斗)”的上等田,產量增加了10倍多。同時,龍首渠的井渠施工法,開創了我國最古老的隧洞引水歷史。井渠法在當時就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了西域,中亞和西南亞的干旱地帶也用這種辦法修筑渠道,灌溉農田。據王國維的《觀堂集林·西域井渠考》記載,漢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在今甘肅與新疆交界處就有卑醍侯井,即井渠。直到今天,我國的新疆、甘肅一帶的沙漠地區仍然采用這種井渠結合的辦法修筑渠道,并將此井渠法發展為“坎兒井”。
 。ǘ╅_鑿六輔渠
        元鼎四年(前113年),倪寬任左內史期間,勸課農桑,減輕刑罰,重視水利。元鼎六年(前111年),“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漢武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六輔渠是古代鄭國渠左岸上游的六條灌溉渠道的總稱,主要是引鄭國渠以北沿途冶峪河、清峪河、濁峪河等涇河幾條支流之水灌溉鄭國渠以北的高仰地帶。唐人顏師古對《漢書·倪寬傳》有關六輔渠的注釋曰:“此則于鄭國渠上流更開六道小渠,以輔佐灌溉耳。今雍州云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六輔。”
  倪寬不僅主持修建了六輔渠,而且在渠道管理方面做出革新,創造性地制訂了灌溉用水制度,即“定水令,以廣溉田”。該水令有較為詳細的灌溉管理規定,從而可達到合理灌溉,擴大灌溉面積的目的。這在農田水利管理史上稱得上是一大進步和創舉,倪寬也因此成為我國用水管理制度的創始人,在中國水利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漢武帝在六輔渠完工后曾發出感慨:“農,天下之本也。泉流浸灌,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重,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蓄陂澤,所以備旱也”。足以反映出當時西漢王朝對水利和農業的重視程度。
       (三)倡修白渠
  漢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漢武帝在趙中大夫白公的建議下,在鄭國渠南引涇水建渠。由于該渠是趙中大夫白公建議修建,故而得名“白渠”!稘h書》載:“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頃,名曰白渠。”
  白渠的修建,是因涇河河床不斷下切,導致鄭國渠的取水口與涇河來水的落差越來越大,采水難度增加,因而主動上移取水口而進行的一次大規模引涇工程建設。有關白渠的修建及渠道走向,《水經注·渭水》記載:“白渠首起谷口,出于鄭渠南,東徑宜春城南,又東南徑池陽城北,枝瀆出焉,東南徑高陵縣故城北,又徑櫟陽城北,又徑秦孝公陵北,又東南徑居陵城北、蓮芍城南,又東注金氏陂,又東南注于渭”。白渠建成后,灌溉效益尤為顯著。當時就有一首民謠:“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后。舉鍤為云,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粟。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漢書·溝洫志》)。意思是,白渠引來肥水,糧食豐收了,人民豐衣足食了。因白渠與鄭國渠齊名,后人習慣上又把鄭、白二渠合稱為“鄭白渠”。
  關于鄭白渠的灌溉效益,班固在《西都賦》中描述:“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何鍤成云,五谷垂穎,桑麻鋪棻。”高度贊揚了鄭白渠的灌溉效益。
  漢武帝時期還曾設專門官吏管理關中水利。元鼎二年(前116年)初置水衡都尉,設有都水丞、左馮翊和右扶風,其品級與京兆尹相同,在當時稱為“三輔”。白渠就在三輔都水管理之下運行,而且當時也有了水利管理機構。
  除了興建以上大型水利工程,漢武帝還在渭水(渭河)中游建成了成國渠、靈軹渠、蒙蘢渠等灌溉渠道,形成了關中農田灌溉水網絡,以發展農業,促進經濟,增強國力。同時,漢武帝還在農耕生產技術上主張改良了農具、推行了區田制,并將冬小麥引入關中;推行減免徭役,使民休養生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極大地發揮了農業生產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他對水利和農業的高度重視,使關中迅速發展成了當時全國著名的經濟區!妒酚·貨殖列傳》記載:“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關中以僅占全國三分之一的土地,創造出占全國60%以上的財富!這不僅鞏固了京都長安在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地位,同時也為漢武帝實現其雄才大略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毫無疑問,關中經濟的高度發展與農田水利建設有著直接關系。
  三、鑿昆明池,以訓練水兵,解決都城供水問題
  隨著西漢王朝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漢武帝不斷開疆拓土。在討伐滇國和探索溝通西南諸夷的捷徑時,受阻于滇國(今云南)的昆明湖。同時,長安作為西漢的國都,規模宏大、商貿繁榮、人口眾多,最盛時期人口約30萬,比同時代西方最大的羅馬城還要大3倍,導致城市供水矛盾較為突出。鑒于此,漢武帝于元狩三年(前120年),便以灃水、滈水為源,下令在長安西南中國古代的最大園林——上林苑中的低洼地帶(今西安市長安區斗門街道東南)開鑿昆明池。其目的就是要解決城市供水問題和練習水軍?脊艤y驗數據顯示,這個“昆明池”東西長約4.25千米,南北長約5.69千米,堰岸周長約17.6千米,水深3米至5米,且水質清澈,是秦漢至隋唐年間長安城內最大的人工湖。
  《史記·平淮書》記載:“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余丈。宮室至修,由此日麗”。后于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武帝出兵南越,大獲全勝。“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于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卒二十余萬人擊南越”。由此可見,昆明池在訓練水兵方面的貢獻之大。
  昆明池水源充盈,據《括地志》載:“灃、滈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無復流派。”昆明池蓄水量大,又居于斗門一帶的高地,居高臨下,“故其下流當可壅激,以為都城之用。于是并城疏別三派,城內外皆賴之。”所謂“三派”,是指三道明渠,一是向長安城東南與漕渠相接通向灞橋,供城南地區用水,并起到調節漕渠水量大小之作用;二是在建章門外西南角通過飛渠(渡槽)入城中滄池,供未央宮和長樂宮用水;三是經長安城北流向城西建章宮內的明渠至太液池,供建章宮用水。
  除此之外,昆明池的開鑿和三派(三渠)的疏通,使長安城景色秀麗,芳草如茵,城外如南國水鄉一般。池中立有巨大的鯨魚石雕,兩岸立有兩個石人,左為牽牛(牛郎),右是織女,隔池相望(二石人至今尚存)!段骶╇s記》記載:“昆明池中有弋船、樓船各數百艘”,成為當時長安城一道靚麗的風景。
  再到后來,昆明池還加入到了關中漕運水源的行列(漕渠西起昆明池),使漕渠獲得了水量補給的“雙保險”。
  東漢時昆明池依然如舊,至唐代昆明池猶存,直到500多年后的后秦姚興時方才枯竭,夷為農田。至今,昆明池遺址區仍比周圍農田低二至四米。遺址上還存有牛郎、織女兩石人,成為歷史的見證。
  昆明池的修建不僅達到了訓練水軍、發展軍事的目的,而且對京都和關中經濟繁榮起到了巨大作用。在水利、軍事、航運、城建史上都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唐代詩人杜甫有“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椗畽C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的詩句,即是對昆明池的高度贊譽。
  總而言之,漢武帝在其統治時期,在關中大興水利,繁榮經濟,富民強兵,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繁榮和綜合國力的發展,并為其后的統治者治理國家水利先行提供了成功典范。正如司馬遷稱贊漢武帝的治水功績時所說:“自是以后,用事者(當權者)爭言水利”(《史記·河渠書》)。這也充分印證了“善治國者必先治水”的歷史論斷。
相關熱詞:

相關閱讀

内蒙古体彩11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