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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能臣劉統勛

        對于獲得清朝“文正”謚號的劉統勛,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對他的兒子——民間大名鼎鼎的宰相“劉羅鍋”——劉墉一定耳熟能詳。其實劉墉并沒有當過宰相,真正當過宰相的是他的父親劉統勛。
        祖籍山東高密的劉統勛,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8年)出生于陜西羌州(寧強),是康熙舉人、雍正進士,乾隆即位后授內閣學士,是乾隆最為可靠的心腹重臣。劉統勛之所以能成為乾隆皇帝的“肱骨之臣”,除了其剛正不阿、清正廉潔之外,還在于他是個治世能臣,特別是在治水方面,很有建樹。
        歷史中,各朝各代主要水工水事除了農業灌溉,重在河務與漕運。因為河務威脅到漕運的安全,而漕運又關乎國家的糧食等物品調運問題。當時人們常把河務、漕運與專制權力把持的另一領域——鹽政,合稱為“河漕鹽三弊”,而河漕二弊尤甚。為了管好河務與漕運,清朝特設河道總督與漕運總督,前者管黃河(包括與黃相涉的運、淮、泗諸河)治理,后者管運河調糧,兩督雖位高權重但并無封疆,不過與一般封疆大吏相比卻是“油水”更多的肥差。這主要還是因為朝廷在這兩件事上最肯花錢,而以這兩件事為由向民間伸手,也最理直氣壯、無所顧忌。雖然清廷每年都對河務給予重點建設,但是到了清代中葉以后,河道現狀卻是愈治愈壞。每遇河道決口,都要花費大量的銀子,但現場仍然是一縷土堤、一泓黃泉。乾隆認為“今之外省官員公然貪黷者實少,惟尚有工程一途耳”,“外省工程無不浮冒,而河工為尤甚”。(《清高宗實錄》卷211、236)雖然清廷采取了多種措施加強監管,卻收效甚微,這讓政府大傷腦筋。乾隆元年(1736年),清正廉潔的內閣學士劉統勛被朝廷相中,派往浙江跟隨大學士嵇曾筠學習海塘治理,這為劉統勛后來的治水、查處河務腐敗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在劉統勛三十多年的治水工作中,其功績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因勢利導,以河治河。乾隆十一年三月(1746年),敢言直諫的左都御史劉統勛,被乾隆帝委以重任,調任漕運總督,成為當時管理漕運事務的最高長官。走馬上任之后,劉統勛親臨河道勘察河勢,查看水工,開啟了自己督修河道、治理水患之路。乾隆十三年(1748年),運河漲水,造成黃河下游出現災情。劉統勛與大學士高斌奉命巡查山東賑災情況,并勘察河道。針對災情產生的原因,劉統勛提出疏浚聊城人工開挖引導黃河水的支渠——引河,將運河洪水通過引河分流注入大海,并下令將德州哨馬營和東平戴村兩處堤壩的高度降低,秋天后又將沂州江楓口兩處堤壩的高度提升,使得河水有所阻截,防止潰壩和水災。分流洪水、加固關鍵處堤防,不僅讓運河洪水化險為夷,也減輕了山東災情。
        乾隆十八年(1753年),河道總督顧琮請求在祥符、滎澤各縣建立堤壩,并疏浚引河,乾隆命令劉統勛前往勘察此法是否科學。經過實地考察,劉統勛認為引河上方沒有下水源流,中途又流經沙地,容易淤積,應該擱置顧琮的請求,建議另外選擇地點建筑堤壩,由于分析科學,意見被皇上采納。
        根據不同的河性特點、地理特性,提出不同的治河方案,讓劉統勛在治水工作中多次力挽狂瀾。乾隆二十七年(1962年)、三十二年(1967年)和三十四年(1969年),劉統勛先后受命疏通運河水道。以河治河的治水方法,扭轉乾坤的治河功績,讓乾隆對劉統勛大為贊賞,先后將他升任工部尚書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后又調任刑部尚書等。
  二是剛正不阿,嚴懲腐敗。對于河務腐敗,清正廉潔的劉統勛是深惡痛絕的。乾隆十八年(1753年),南河河員虧帑誤工,致使江南邵伯湖的減水閘及高郵的車邏壩決口。當時南河工程的總負責人是大學士兩江總督高斌。高斌在雍正朝時就是江南河道總督,同時也是乾隆帝慧賢皇貴妃的父親。年逾古稀的高斌雖然清廉,但對自己的下屬卻疏于管理,致使其在修建堤防中偷工減料。劉統勛與署尚書策楞受命前往調查。經過深入調查、走訪,劉統勛發現外河同知陳克浚挪用河銀二萬五千余兩、海防同知王德宣挪用一萬八千余兩,而核減未完、辦料未交之銀共計十余萬兩(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六)。劉統勛與策楞一同上疏乾隆,說河員虧空了府庫貨幣耽誤了工期,請求下詔撤去河督高斌、協辦河務張師載的職位,徹底查處侵占府庫貨幣的各官吏。根據劉統勛的奏折,沒有盡到管理責任的河道總督高斌、河務協辦張師載被撤職,沒有完結的一百一十一萬兩工程款項按期向朝廷上報化用情況。同年九月,黃河在銅山縣沖決,黃水掣動大溜,南入洪澤湖,以致高郵縣二閘被沖,這使乾隆帝深為震怒。劉統勛又奉命徹查決堤原因,很快,河工道員李礅、張賓等人貪污案被揭發出來,劉統勛上疏將不作為的官員李焞和張賓處死,并親自駐守銅山監督塞河,直到工程告結。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劉統勛被派往治河工地勘測,并取代被革職的富勒赫主持完成加高堤壩的工程。一年后,他又前往徐州,督修近城石壩。此時劉統勛雖已年近花甲,但仍事必躬親,親臨治河工地、風餐露宿,保障了堤壩按時按質完工。有一次,劉統勛去楊橋工地視察,那里加固堤壩的工程已經逾期一個多月,他詢問誤期的原因,被告知是由于柴火供應不上。劉統勛知道其中必有隱情,乃微服私訪,結果發現幾百輛裝滿柴火的車輛就停在路邊。經了解,原來是河員必須收取費用才接受柴火,他們因無錢行賄,柴火即使運到此地也不能卸車。劉統勛立即回到工地,對相關河員進行嚴懲,使得工程很快就完工了。
  不管是多大的官、多高的權貴,在治水工作中不盡責、撈己私、為己利,劉統勛都認為是有罪的,應給予嚴懲。
  三是查缺補漏,完善管理。多年的治水經驗,讓劉統勛對河工癥結一清二楚。與一般官吏多注重治工方略不同,他認為河工中的財物管理是治河成敗的關鍵因素。若朝廷用于河工的錢款大多落入各級河工的腰包,這必然使治河工程的質量大受影響。對此,朝廷也無可奈何。盡管經常有河工因為貪污治河費用受到嚴懲甚至殺頭,但是制度性的腐敗決定了官吏們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筑堤則削洪增頂,挑河則墊崖貼腮,買料則虛堆假垛”,并以吃喝等揮霍方式把河費糟蹋了。上下串通、弄虛作假,讓歷年的治河費用不斷增加,加重了朝廷的財政負擔。
  在借查南河河員虧帑誤工案之際,劉統勛向朝廷提出四條稽查河工工料計算不清的積弊辦法,以及完善財務和工程驗收辦法,可謂正中河工治河的要害之處。劉統勛認為,治理黃河、運河首先要治理河工財務制度。他的奏議得到朝議批準執行,河務的財政和工料管理制度初步確立,河工中歷來存在的公然貪污和浪費現象立馬得到了扭轉。
  從乾隆元年(1736年)學習海塘工程,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受命勘察疏通運河,劉統勛前后督修河道、治理水患長達三十余年。期間,他始終秉公辦事,懲治貪官污吏,為國家挽回損失;興利除弊,科學治水,如期完成堤壩修筑,為國家興盛提供保障。雖然劉統勛得罪了不少貪官污吏,但卻心系百姓、心懷國家,終得留名千古,他不僅是清朝的治世能臣,也是現今治水者的學習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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